这时，双方都窘迫万状，最后，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，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。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，如果他不愿来的话——多半由于扬的缘故，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（在此期间，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），不得不小心点，加之，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，也打不好——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-舍夫勒来当第三家。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，但是，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（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），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，所以，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，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，到起居室桌旁坐下，用他那苍白的、像被蛀虫蛀过的、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，发牌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。

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，到凌晨三点结束，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。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，不出声响，从小床上下来，又不被人发现，同时也没有鼓，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。

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，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：我可以进行比较。可是，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，一切都变了样！扬-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在桌面上小心谨慎，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，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，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。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，更不用说爱情了。六条男人的腿，被裤子绷紧着，呈不同的鱼骨状，有时赤裸着，宁可只穿村裤，汗毛或多或少。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，哪怕是偶然的接触。腿以上的延长部分——躯干、脑袋、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，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，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，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：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，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。

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——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，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，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