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就他的研究来看，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，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；他确实是个刽手。

日本老人的忏悔，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，未免来得太迟，未免来得太廉价。

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，我抹抹睛，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。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；一个社会，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，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。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他自己的人民：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，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，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：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者引以为鉴。当我们使暴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，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。那个片刻，要决定光明与黑暗。

而崇明岛的居民，谁还记得他们吗？他们可还记得自己？崇明岛在哪里？

（原载1996年10月8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）

8月，让罗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；意大利法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，普瑞布可无罪释放。作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。罗市民冲了法院，四打砸。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，就被困在法院中，靠警察保护。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，迈往自由。

“我不得不吃，”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“我只有十几岁，我吃了就一直呕吐，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。”

为纳粹连长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。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：这一代的德国人心过地追剿纳粹，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，让自己的自我觉良好罢了。

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了；在罗人切的街谈巷议中，柏林历史学家是“好”德国人，普瑞布可是“坏”德国人。难得有几个人像维亚那样想。维亚是“解放历史博馆”的馆长。她在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“但是，”她说“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。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，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，一竿打翻一船的人。”

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德国法务。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，立即发了通缉，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；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。等候下一步的发展。

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说“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。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。”

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。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，是一个日本人。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，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队正菲律宾的丛林里，迷了路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，却寻不到任何。日本兵开始杀人；杀了土著父母，然后要被杀者的女将父母的尸剁块煮熟。日本兵自己饱之后，便迫土著吃自己的父母。